2017年3月22日，黄友义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带来一场精彩讲座，题为《中国崛起给翻译带来的变化——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看当今的翻译》。黄教授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解析了中国崛起与翻译事业变化的关系，及译者如何更好地适应新变化的应对之策。他首先深入浅出地简单分析了中国翻译界面临的变化、机遇和挑战，继而通过长期翻译实践积累的案例，着重介绍怎么样处理好当今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中译外的问题。勉励翻译人员要更加自觉地承担起融通中外的崇高职责，做好中外沟通的文化桥梁和使者。

  作为译者，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为谁而翻。在过去，在我国，尤其是在政治话语翻译方面，“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家需要严格对应中文内容，逐字逐句进行翻译，所以只有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有所研究的少部分专家才能理解。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迅速成长，我们的受众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翻译服务重心也从2011年开始转向中译外，翻译服务业开始走向国际化。《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我国语言服务企业中译外工作量占比首超外译中，达54.4%；而《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2014》则显示，截至2013年底，有64%的翻译服务企业中译外业务量占业务总量的一半以上，明显高于外译中，13%的企业中译外业务量占比，甚至高达80%到100%。这说明中国已经从一个输入型翻译市场变成了输出型市场。

  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无论从北美大陆到太平洋小岛，从北欧到南部非洲，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在对那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宣对象，对我们绝对是好事。但是这种变化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这些人使用中国的产品，跟中国人产生经济文化往来，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更不熟悉中国的语言体系。他们毕竟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受众，他们的信息源自仍然是西方主流媒体。尤其当今西方媒体仍然强大，并以先进的技术和特定的表达方式牢固地守护着他们的阵地。西方主流社会的读者仍然是《一九八四》这本书给他们留下的文化意识来定义中国，所以认为我们习惯使用的表达方式不好理解，难以接受。这就对中国当代的对外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国已经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开始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引领国际发展潮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被历史性地推到国际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的对外翻译怎么来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好，中国的对外传播效果就好； 反之，如果对外翻译缺乏创新精神，不能跟上形势，就会拖后腿。

  虽然中国的经济由过去30年快速地发展进入中低速发展的“新常态”，但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在稳步提升。这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欢呼、惊叹、迷惑、紧张、嫉妒、害怕，甚至有人从心理到战略强烈。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对外传播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是翻译量的增加和对语言服务业更大的需求。翻译工作量持续增加，中译外的需求增加越来越明显，对非通用语种的需求加大。由于世界各地受众群体懂中文的人太少，这个任务基本要靠中译外来实现。并且中译外工作量的变大，意味着中国人的线亿”人，这需要中译外考虑外国人的思维习惯，要有说“全球话”的思维，才能把握国际话语权。其次，在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前提下，我国有更多的人才进入国际性公司组织工作，因此不仅需要常规的口译人员，还需要懂得海外经营，熟悉当地法律体系，了解当地文化，熟知社会风俗和舆论环境，具有坚实的双语甚至三语多语能力，熟悉机器翻译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第三，如今的文学翻译不再一家独大，时政翻译、媒体翻译、商务翻译、时政翻译、法律翻译，文化翻译对于现在的翻译而言，都是无法回避的内容。专业翻译人才严重缺乏慢慢的变成了了全国性的问题。

  “哪个行业走出去了，相应的翻译服务就会随之跟上。以前我们买诺基亚的产品，就需要把外文翻译成中文。随着我们国家某些领域形成优势产能，产业走出去了，翻译服务也自然会转向中译外。”黄教授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译外升温的势头仍会继续。”一带一路建设走多远，语言服务的任务就有多重。翻译界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有多强，一带一路就能走多远。由此可见，新形势下翻译界任重道远。

  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其一因语言水平不够，将山势俊美（graceful）翻译为山势危险（dangerous），将气候湿润（mild）翻译为天气闷热（humid），大厅的入口和出口翻译为货品的进口、出口等。还可能因为对文化知识了解不够深入导致的问题，比如中国大陆地区的正确翻译方法应该是China’s mainland，而非mainland China。将表示年龄大资格老的说法“老大哥”直接翻译为受到西方忌讳的Big brother。其三是因为工作态度的问题，对待翻译工作不够审慎，没能做到字斟句酌。如有人将麻类植物研究所Fiber plant(Hemp) institute翻译为Marijuana institute。其四是口译中的失误，由于方言或准备不充分，将九寨沟翻译为九窄沟，将香蕉产量翻译为橡胶产量。再或者由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用语习惯经验不足，而闹出笑话。比如有加拿大外交人员来到国内参会，与会领导为了在闲谈中为了向其表示欢迎，客气地说“您远道而来，肯定是累了。”于是翻译逐字逐句地翻译为“You must be very tired.”造成了对方的误解，认为自身看上去十分疲惫。这里只需处理为“Thank you for making the long journey to visit us.”即可。

  由此可见，在新时代新局面下，一个问题再一次摆在了翻译工作者的面前，我们到底是立足于忠实中文，还是照顾和迁就受众？黄老师认为，翻译永远像一个仆人，同时要服务好原文和受众两个主人。翻译的这种使命，是两种文化不同造成的自然结果。翻译是再创作，不是原创作，忠实于原意是天职。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忠实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精华，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愿望，是介绍中国实现和平共赢的本质期待，是反映中国渴望外国受众准确地了解一个真实中国的本质诉求。因此翻译要完成的不是字面的表面转化，而是文章的实质含义的传达，从实战的角度，为我们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尤其是翻译领导人讲话，翻译需要做的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让受众理解领导人想要表达的意图，因此要在译文中增加背景知识的介绍。比如在任期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立大部制”，外国汉学家在翻译时出现了理解问题，译成了“to build bigger ministries”。的意思并非要将部门规模变大，而是把一些部委的功能合并，减少重叠，建设服务型政府，因此正确译法是to merg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reduce overlap administration (power)。

  又如，“新中国”在《习谈治国理政》一书中有了新的译法。以前比较普及的翻译是New China，然而这个表述在外国人看来很难理解，他们不了解什么时期的中国可以称为“新中国”。根据最新确定的原则，首次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要把所有信息完整呈现出来，即“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后续再提到时，则可用since the found of PRC、since 1949、since the 1950s、since six decades ago等灵活译法，避免重复。

  再如有时在领导人发言里会有典故，如“以韦编三绝，悬梁刺股的毅力，以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劲头”。对于这句话的翻译就出现了争议。开始的时候大家考虑着可以逐字逐句按照意思翻译，但当翻到凿壁借光的时候却发生了问题。这里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凿开墙壁，借用邻居的灯光，可能会造成英语读者的对中国的误解。最终这里处理成了Stories of Confucius， Sun Jing and Su Qin，Kuang Heng and Che Yin and Sun Kang，并在当页附上每个人物的简介。虽然这并非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处理方法，但仍然可以让我们借鉴和学习。

  如“书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这里的“泣鬼神”在英语里并没有对应的表达法，如果直译，很可能会造成读者的误解，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不相信鬼神的吗？因此这里的处理方法为省略掉不翻译。

  再比如“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因为民族习惯不同，中国人吃狗肉的情况时常被西方媒体攻讦，因此为避免误会，“挂羊头，卖狗肉”在这里也采取省去不翻的策略。

  如“改革开放是中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鲜明的特点。”译为

  原文中“改革开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复出现，按照原文的形式翻译就会不断重复，读起来像绕口令，这是英文最忌讳的问题。为减少重复，第二次出现“道路”时不妨用代词it，“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可以换一种表述。改为

  翻译者要勇于改变汉语中的表述，比如习主席在党内和政府中讲话提到“同志”时，应该翻译为“亲爱的同事（dear colleagues）”，而非阶级色彩浓厚的comrades。但如果在乡村对农民们说“同志”时，使用同事则不甚妥当，这里能够正常的使用“父老乡亲（fellow countrymen）”。

  虽然这种观点还没有被中国的主流翻译界所接受。不过在《习谈治国理政》一书中，黄老师已经进行了尝试，有一些地方的“同志”已经被翻译成了“朋友”（friends）。

  此处如果答话的人物为男性，按照本意来翻译，似乎有失妥帖。这里可以简易地处理为“走！（不喝白不喝！）”等。

  如有一位记者在丽江采访一对外国夫妻，老先生表示The architecture is interesting.字幕翻译为“这里的建筑十分美妙。”interesting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这里翻译的有些过度褒义了，可译为“这些建筑有特色的。”后来老妇人表示It’s a very peaceful place.字幕翻译为“这是一个最和平的地方。”两位老人刚刚从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来到丽江古城，想表达的可能真是“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跟和平似乎关系不大。

  同一个人名在不同国家有不一样的拼法，有时也有不同的译法。如Jan在英语中可翻译为简，在荷兰语中则应翻译为扬。Chaudry/Chaudri应按照习惯翻译为乔杜里，而非查德里。Zimbabwo应按国内习惯翻译为津巴布韦，而非辛巴威。

  公司简介要符合外国人的用语以及思维习惯。如中国某某集团公司，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组建，1983年2月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注册。2003年，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对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很难理解由国务院批准组建，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注册究竟有何意义。因此在经过和公司沟通后，将这些部分省去，重新编撰改写。

  海报宣传词，如《汉字五千年》是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该片通过文献资料、考古研究、访谈调研等多种表现形式，从汉字的起源、演变、发展，到汉字对中国文化一脉相传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展现了五千年波澜壮阔的汉学发展史。原译为

  因为这段话是要印制在海报上进行宣传的，最终黄教授将其处理为三段独立的内容。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人员作为文化桥梁和使者，要更加自觉积极地承担起融通中外的崇高职责，努力提升个人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的声音。

  黄友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部际联系会议首席专家，《中国翻译》杂志主编，《公共外交季刊》编委会副主任，100卷《大中华文库》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