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伦知道，人生的主题之一，或许就是解开纠结和纯粹之间的矛盾。现在他敢于把「我喜欢不喜欢」作为选择的最高标准，还想要把握更多的主动权。「最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你要活自己的人生，还是给别人看的人生」

  《夜旅人》中邓伦有场在医院的独角戏，没有台词，但要用身形表现出“非常、非常失落”的状态。他也知道，这场戏剪到正片里最多两三秒，但拍完后看回放，他就是觉得“不对”。

  导演都看出他那天有点儿“丧”，说如果哪里有问题，要不重来一个？每个演员都有状态不够好的时刻，能做的只有调整自己，邓伦于是默默消化掉心里的这份不适宜。这算不上什么大状况，要是心大一些，过去就过去了。但它们却变成了细细的针尖，在邓伦身体里刺出密密的不安和焦躁。

  身为演员，在现场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导演的要求，邓伦当然知道，自己的判断和最终的镜头呈现之间会有出入，剪辑、后期等等效果都会校正表演的完成度，“被动性”从来都是这份职业的属性。“有太多东西演员控制不了。如果事后说起现场的那些遗憾，我可能会说要放过自己，但当时当刻可以放过吗？我很难做到。”

  知道客观的限制，他就要在主观上尽可能地给到多一些。“对，演员只能负责演戏，但我们不得已在乎，因为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全部奉献。演员对自己的要求不是100%，而是120%。”

  观众在观赏成片的时候，或许压根都不会注意到那一晃而过的几秒，但邓伦觉得所有的纠结有其必要性。“因为我知道剧本，我知道人物，我知道那几秒有多重要。其实我们不仅是表演给观众看的，更是拍给自己看的。这事儿马虎不得——甭管剧本最终如何、硬件是否尽如人意，接了你就要尽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好。有要求的演员，都会有点儿钻牛角尖吧。”

  之前，拍打戏时为了表现最佳的肌肉状态，他硬是忍着尽量少喝水。我问他，值不值？观众或许体察不到银幕上肌肉线条那一点儿微妙的区别，但他却需要实实在在克服生理的困难。邓伦的回答几乎不带犹豫，值得。“演员心里要有一种纯粹的东西，不能有太多预期。你不能去问导演和剪辑，能不能给我剪个肌肉特别美的效果？要不能，我这就去喝水了。”

  他能把握的、会尽力把握的，只有当下。他也经历过糟糕的结果：在剧组待了很久，结果上映时自己的镜头一个都没有，费心费力拍的作品，上映时间遥遥无期。“过程中我钻过的牛角尖、我对一场戏状态的不满等等这些观众更不会知道。但别人同样不知道邓伦在拍摄这部戏过程中的成长，我可以把这些积累放到下一部戏，那时观众可能会发现，哎，好像邓伦又有些不一样了。”

  到现在，拍每一部戏、每一场戏前，邓伦还是会感到紧张。他曾请教过许多同行，也询问过不少前辈，让他欣慰的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告诉他，生出这种感觉是对的。“有些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有人甚至已经斩获过许多个影帝，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紧张。这不是一种惧怕，而是一种对自己的高要求，但紧张是好事，它会让你更专注、更集中。”

  表演当然需要技巧，但现在技巧对他而言更多在于和镜头的配合，而不是放在感受或是和对手戏演员的互动上。以前他还会事先做点设计，这儿怎么演、怎么走，现在他的大部分感受都随心而来。每拍一部戏，他都想尝试一种不同的表演方法，“我也在寻找哪种表演方法是最对自己最合适的。”

  这次，因为要在电视剧《夜旅人》中扮演律师盛清让，在拍摄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邓伦都穿着西装三件套，“永远全副武装”。穿这种制式的服装，是否应该有一种更挺拔的体态？他还真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

  “西装加上领带，自然会给你一种束缚感，但我个人的理解是，在束缚的同时，它又是向往自由的，而不是真的把你’框’起来。”他参考了包括《教父》在内的不少经典影视作品，“即使他们是绅士或是贵族，平常交谈的姿态也是非常随意的，很张扬。”

  进入一个人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先把外形做到极致，但要从微不可察的细节中渗透人物的背景和性格，这需要长久和细致的功课，所有看得见的人物表象，邓伦都会尽可能地去抓准。

  盛清让出生于望族，旅法归国后是上海滩的名仕，相比大多数同年代的人，他理应更时髦和前卫，从发型到装扮，开机前他和导演都有过仔细的讨论。他甚至有点儿担心，最终的形象观众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和他们对以往“民国公子”的印象不一样，“但我还是想保留那个年代最为原本的东西，而不是完全去顺应现在的审美。”

  每次开机前，读剧本都是让他最感兴奋的环节，“你能够最终靠文字去想象、扩充许多画面和空间。”这回，他和扮演女主角宗瑛的倪妮都提前一周进组，围读剧本，“虽然不是真实在演，但我们会先梳理出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也会保留一些未知给现场。”

  从读文本走入实体的置景里，身临其境总会给他更多意想不到的感触。“除了色彩、气氛之外，能让你更切实地体会到人物之间的关系。当所有演员从纸上的描写变成真实的人物站在你面前时，当他们把各自对角色的理解转变成释放给你的能量时，当他们同样在吸收你的给予时，会彼此激发更多戏剧的灵感：哦，原来我在你心中是这样的，哦，原来故事最终要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方向。”

  即使准备得再充分，拍摄现场总会出现些意外：有时是天气，有时是演员的身体状态，有时大家能将错就错，有时却只能硬着头皮扛过去，但“不在掌控”的情况，邓伦遇见的少之又少。充分的准备之外，他也感激这次主创团队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把一切都聊舒服了、准确了才开始拍。即使出现一些小状况，它们也不会变成阻碍。”

  邓伦很喜欢《夜旅人》的故事，这是他用足够的耐心等来的结果。他认定，演戏不是一两天或是一两部作品就能定论的事情，在不同的阶段，可急也可缓。之前他差不多有两年没有拍戏，“我没觉得有太大的问题，可能明天突然碰到好些出色的剧本，我一连拍三四部也不稀奇。”

  但在旁人看来，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正值盛年，创作力和体力都在巅峰状态，这样长时间的等待，似乎有些可惜。既然没有一个角色会成为终点，为什么他不可以一直在路上，边走边试？“但我没有很好的方法放低一点儿自己的标准，就是我不想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妥协。”有些工作对他来说是锦上添花，接了也挺好，不接也没所谓，“没有感觉的事情”上，他不想做无谓的消耗。

  但演戏不可以妥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成长。一部戏到最后，口碑如何、市场如何，这些都不是我能左右的部分。也有人找我，说这戏你来就一定怎么着，但我不想做全部为他人服务的东西。我想多学习、多充电，没拍戏的这些时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家人，也录制了一些不同的节目，都是在换一种不同的体验，让自己有更丰富的感触。”

  作为个体，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客观，在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他干脆就把“我喜不喜欢”当作最高的衡量标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只有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才可能把它做好。我不太能勉强自己，不然只是达成目标。我不想欺骗自己，更不想欺骗观众，压力当然有，自己扛着就好。”

  他说的“自己”，也包括身边的团队。在他屡屡推掉戏约的时候，团队也要同他一起承受质疑，甚至为难。“有太多的东西会压过来，确实很难。其实我往往也不太能说服大家，我也知道这样可能有点儿为难，但我拧不过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我可能并不太能get到那些故事本身。”

  有时他也问自己，我是否有点儿不讲道理？“确实有点儿。但回到我自己’喜不喜欢’的角度，我又觉得挺讲道理的。”他庆幸团队和他之间在这点上可以达成互相理解的默契，“他们了解，就算我去了，效果甚至还行，我心里还是整个别别扭扭的。”何况，谁说以后没机会了？“不是说我之后不拍戏了，也不是说未来再也遇不到（好的项目）了，不至于。有些时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极端，给自己留些缝隙。”

  这种坚持其实有点儿理想主义。身边的人或许能够理解，但更多人会以“为你好”的名义劝他“该如何”，越过所有善意，回到初衷，他常常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我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也清楚自己不喜欢什么，但我总是做不到，或者说，做选择的时候我还是更多去考虑别人的想法。我常想，可能自己暂时有点委屈，但让大家都舒服，反馈过来自己也会更舒服些。”这让他在做事的过程中更多了一份自觉的责任，“有些事对你来说可能无伤大雅，对别人可能是件正事儿，那你要为别人负责啊，就不能光想着自己喜不喜欢。任何事情都在不停地转换。”

  长远的目标，邓伦心里很清晰。“我也想将来获得一些重要的表演类奖项，可以再拍几部特别好的作品，每个演员都抱有这样的希望。但不能因为这样的希望存在，你就盲目地往前奔，不是你拍越多的戏就会有越多的机会，或者能拿更多的奖，我不想目的性那么明确。希望一直要放在心里，到落到现实的时候，还是要一点儿、一点儿把自己给凿实了再往前走。”

  欲速则不达。他想，人生的主题之一，或许就是解开纠结和纯粹之间的矛盾。“我对自己还是有个简单清晰的规划的，人生还长着呢，在这个年纪，能体验一下自我也挺好。”

  邓伦第一次去录制综艺《极限挑战》的理由，是因为他没试过那样的节目。第二年节目组找他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问题，“那几个哥哥都来吗？他们来我就来。”

  雷佳音是他上戏的师兄，两人之前一起合作过电视剧《白鹿原》，于工作于生活，一起经历了不少事儿，情分扎扎实实摆在那儿。两人每次见面，邓伦都有点儿小感慨，世界一直在变，彼此都还是当初认识时的样子。在雷佳音看来，《极限挑战》里的这群兄弟总能有意无意把他从某种极端的情绪里拽出来，哥儿几个开开心心一起“历险”的记录，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节目的所有外在目的。

  邓伦也有同感，“我们一直在聊，就是收工后的内容要是也能拍下来，那又是一个节目了。”他觉得和这几个人彼此间有点儿特别的缘分，能凑在一起，是种幸运。“我们也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彼此非常了解，又知道怎么互相迁就，所以每个人都特别、特别珍惜这段友情。”他参与的第一年，录制最后一期的毕业典礼时，他和雷佳音都哭了，几乎从没在公众场合落泪的郭京飞也哭了。

  回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各自冷静了一下，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哭？谁都没想通，不就是录个节目吗？大家都没想到会投入那么多的真情实感在里面，可确实是真心换真心啊。我觉得这是拍戏之外，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段经历。”

  录制《密室大逃脱》，是因为他喜欢“研究逻辑性的东西”，不过这也让他对自己有些意外的发现，“说实话，录这个节目前我不知道自己那么怕黑。”小时候他总是跟着一群大孩子出游，在家附近的老旧建筑里“探险”，那里虽然一样充满了未知，但害怕的感觉似乎不能相提并论。

  “我都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法一个人待在那种黑暗里……不过我也没想到大家会觉得这样好玩，还以为大家会和我一样感到害怕。”或许是每次都太过投入，他压根没意识到主观视角和第三视角的本质不同，“不过我也没有任何的包袱，我录任何节目都只是做自己，整个沉浸进去。录制《密室大逃脱》的时候，我根本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艺人，我就是个玩家。”

  他喜欢这个节目的真实感：没有开工收工的时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和事先对接细节，“最多有人告诉你今天穿这件衣服，下楼，上车，然后就把你往密室里一扔，再见。”虽然屏幕上他的所有真实反应都会被围观和讨论，甚至被up主剪辑在一起，多了点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他也觉得没关系，“就放飞自我呗。”

  邓伦甚至打算自己开一间密室，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他就想尽可能多分享给别人一些，“最好大家都能来亲身体验。”从玩家转换成设计者，他又打开了另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其实设计密室和拍电影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你也需要置景、道具、演员，也需要故事。此外还需要加入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机关、音效、灯光这些系统，但它又没有影视剧那么高的资产金额的投入……”

  说着说着，邓伦似乎暂时陷入了一种创业者的愁苦。“这其实是一个入门门槛挺低的行业，但你又要把它设计成精品，要让参与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又不能修片、剪辑、调色，不能后期加配音，站在那儿，零距离的体验就是当下。”

  但凡是有兴趣的事情，邓伦就会花心思主动张罗。他希望自己能更多表达对于主动权的要求，而不是被动等待别人的安排。“如果你表达得不够明确，别人也会疑惑，你到底想不想做？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意愿。”

  被人知道目标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即使看来现在还需要些时间和机遇，他觉得不妨说出来。“比如，不管多少年之后，我一定、一定会自己做一次导演。会不会成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会体验一次。”

  生活的节奏，他也想自己把控。这几年他花了许多时间来陪伴家人，“好像慢慢长大，会发现很多事情在倒计时。小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些，以前也有过两三年不着家的那种，一直在剧组玩命拍戏。现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晚，而且我能分清什么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光想着自己，家人和朋友才是你人生中永恒的东西。”

  有人为邓伦操心热度、曝光、发展，但把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上，他看到自己的收获，是渴望平常心。“就是对每一件事都不会那么急功近利，我在调整，希望工作或是生活都能更平常一些，不要为某件事变得太极端。”如果要排序，工作在他心里的确只能放在第二位，“最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你要活自己的人生，还是给别人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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