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秋雨，持续将近半个月了。天空阴云密布，像一只欲倒扣下来的铅灰色锅盖。秋风一天比一天阴鸷，间或揪下片片黄叶，使劲抛向空中，任其画着孤独的弧线，飘飘悠悠落入荒草丛中。人的心仿佛也潮湿，压抑，阴翳。

  好不容易等到天放晴了，逗留在河谷的浓雾渐薄，渐轻，渐渐退隐，而萦绕在山腰的云雾疾速向高天撤退，不经意间，又是艳阳高照，秋高气爽，大山豁然变得明丽而又多彩。

  红姐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想，她一定是为连阴雨耽误了这些天的广场舞终于要恢复了而兴奋吧！平日里，红姐除了农忙时节早出晚归到租种的那块地里干农活以外，多数时候就是追追电视剧，打打毛线，玩玩手机游戏，晚上再跳跳广场舞，打发退休时光。可前段时间，一连几天，她舞不跳了，剧不看了，游戏也不玩了，天一黑就早早就睡下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她又肩上挎着个小包袱，行色匆匆向后山而去，直到傍晚才回家，十分疲惫的样子，扒一口现饭，就倒头入睡……

  天天如是，让人好生狐疑。趁她熟睡，我发现她手背、胳膊上、脚裸处布满被荆棘划伤的道道血痕。待她醒来，我禁不住探问缘由。她总是支支吾吾，脸上带着几许神秘。反常的举动，让我颇费猜测：兜风吧，后山除了大片杂木林，就是荒草坡、乱魂岗，那是乌鸦们聚会的地方，有啥兴致可言？转路吧，那条镇政府前两年修建的两三公里休闲步道，刚建成时，早晚散步的人倒是络绎不绝，可自疫情以后已少有人光顾，又无人维护，路旁杂草丛生，荆棘横斜，虫蛇出没，人迹罕至，她一个人绝不会到这样的地方去散步。幽会吧，三十多年来，我们两口子之间一直彼此信任，从不相互猜忌。再说，人到中年，早过了“谨防隔壁王二麻子”的年龄，更是无稽之谈。

  以后几天，红姐不往后山跑了，又不停地往天楼上跑，实在控制不住好奇心，有天趁午休，她刚上楼，我就蹑手蹑脚尾随而至，顿时，我惊讶得睁大眼睛：一地耀眼的金黄与淡淡的绿映入眼帘，铺天盖地的药香沁人心脾！只见四五个大大小小的筛子、筲箕、簸箕里全铺上厚厚的野菊花，她正弓着腰用一双筷子在簸箕里匀晒。

  “呵呵，红姐，你这是要开野菊花专卖店么？”她猛一回头，愣了一下，继而又略显尴尬地回应：“你猜，我这是要做啥子？”

  “是呀。我查到野菊花有清热疏风、益肝明目、抗感染的特性，还能治头痛、头晕，帮助睡眠。你肝不太好，管它嘞，试一下嘛！”

  “……”我倏然心头一热，泪水瞬间就盈满眼眶，竟一时语塞。我惊讶于红姐借助手机也成了百事通，我更惊讶于红姐对我事无巨细的牵挂。好个贤妻良母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她应聘到本地一个叫李家坝的小水电站当发电工，我则在本乡偏僻的村小——亢谷小学教书。虽是本乡人，但之前彼此互不认识，经人介绍，我和她相识、相知、相爱。

  她叫张红，长我近两岁岁，我自那时至今一直称呼她“红姐”。也许，一提到恋爱，尤其是热恋中的情人，人们瞬间自然会想到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这些或柔情似水或激情浪漫的词语，可是这些，我们都没有。

  一是距离使然。如果以场镇为参照的话，我的家在东安场镇以西中心小学的后山上，而她的家、她的电厂、我的村小分别在距场镇十至二十公里左右的东、东南、西不同方位的三个点。那时交通不便，从场镇到她家、到电厂有机耕道，而到我的村小则要走四个多小时的山路。而且信息也不畅，要么我周日她回她的老家了，要么她休假我却还在村小。我们每周日又只休一天，她的母亲我的父母都接近花甲之年，要求我们随时关照，所以我们总是难得一聚，即使偶尔双方时间重合能一聚，也都是来去匆匆。所幸自那时始，我就间或在报刊或电台上发表文章，每次见面我就急不可待拿出刚采用的稿件一字一句读给她听，用展示雕虫小技的方式，暗中塑造我在她心目中的进取形象，借以维系我俩的感情。实践证明：效果明显——每次她都在讶然中暗含膜拜的神情！

  二是穷啊！我每月工资48.5元，虽已工作三年了，一直入不敷出，无法制造出浪漫。村民比我更穷，很多家长几块钱的书学费都拿不出，拿得出也不愿给。那时候，农村读书无用论的思想都会存在，尤其是边远农村更盛，因而每到开学，家长不是以缴不起书学费不送子女读书暗中要挟，就是要求老师先垫上，承诺过后慢慢给。巩固率是考核教师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个班，只要有几个学生流失，本就微薄的工资年终又会被宰掉一截。为了巩固率，老师被迫让学生有钱无钱都入学，先为他们垫付，再慢慢催缴。耿直的，一上学就如数缴清，困难的赊欠着，今天缴一块明天缴两块，零敲碎打收取的不经意就用掉。有些甚至用木炭、蔬菜、鸡蛋等实物相抵，更有甚者竟然赖账……四个荷包一样重，何来浪漫！

  一年的恋爱期间，我没能给她买一根针头麻线，唯一的礼物是我用旧了的一根灰色的毛线围巾——她至今不时还在笑话我。记得有次轮到她休班我放星期徒步去接她，在路旁遇上一笼杜鹃花开得红红火火，我突发奇想，何不给她一个惊喜！于是采下一大抱，边走边用藤条穿上，做了一条杜鹃花“项链”和“压发圈”，见面时用单膝跪地求爱的姿势给她戴上。她尽管羞赧，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到临近场镇担心人多害臊，才爱不释手地扔下河滩。

  第二年看定了婚期，我却身无分文。我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农民，平时的工资也只够家庭开支，幸好当月碰上多年不遇的惊喜——父亲调级补发了几百块钱，慷慨给了我一百元，指明是给红姐买婚服的。1990年正月初四，就这一百元钱给她买了两件地摊衣服，简单地招呼了几桌客人，我们就结婚了。

  红姐从小就生活在单亲家庭，两岁时父亲就不在人世了，母亲硬是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含辛茹苦一手把五个女儿抚养成人。在母亲的熏陶和严格教育下，她姊妹个个都勤劳朴实、品行端正，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挑三拣四，故从来对一百元婚服的事绝口不不提，反倒是我至今想来都觉得脸红，真是羞死先人板板！

  红姐怀孕期间，因为妊娠反应导致食欲不佳，吃得也孬，整个人日渐消瘦。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放学，就邀约同校的几个男老师到学校旁那条叫亢河的小河沟用竹豪子（一种竹编的土法工具，喇叭口，葫芦肚，燕尾状）撵“麻科长”（山溪里一种长不大的土鱼）——一人将竹豪抵近水中估计有鱼的石头，膝盖压住，两手在竹籇口两边挠水，制造紧张氛围，另一人面对着用钢钎将石头猛地一撬，惊慌失措的鱼儿们就箭一般射入竹籇肚内，进为死路，退有倒刺，只好束手就擒——虽然往往事倍功半，收获甚微，但每次总能捕到一些，同行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全给了我，我一个不漏地晒干后，带给红姐，让她补补身子，可她哪怕一月两月非等到我一起吃不可！真是：一对苦情侣，两地长相思。岁月写沧桑，麻鱼寄深情。

  那时，穷人自有穷的乐趣。记得当时每天捕鱼收工路上，我随口编了首打油诗，大家都模仿当地村民的山歌调子，长声悠悠地吼唱：

  为了减少家庭开支，红姐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都掂量再掂量，计划再计划，绝不会枉花、乱花一分钱。一有空她不是做布鞋，就是打毛线，从来就没闲过。一家大小穿得周周正正热热乎乎，都是出自她和母亲的手工，而那些年她没缝制过一样穿的，只有我，因为“要像个老师”，才有每年添制一两套新衣的优待。学校划分的小块菜园子、电厂拓荒的“鸡窝地”，一一种上大蒜、辣椒、番茄、黄瓜等蔬菜，减少生活开销。星期天，我们就到后山金狮寨茂林里挖老虎姜、扁竹根、油柴胡等等药材卖钱，补贴家用。

  为了节约电费，只要轮到她上班，就会用锑壶在机房值班时长开着的电炉上烧开水，烤火烧水值班三不误，下班后就提着滚烫的开水登两百来步笔直陡峭的梯子回寝室。有次雪天路滑，一个趔趄，开水烫伤了红姐的一只脚背，亮泡、脱皮，整个脚背像剥了皮的羊羔——红鲜鲜湿淋淋，两个多月才痊愈，痊愈后仍坚持烧，只是更加小心了，这样一直持续到退休……在红姐的打理下，我们清苦的日子竟然滋滋润润，让人暗生羡艳。

  孩子临近预产期，红姐仍然不愿多请假，腆着个大肚子坚持上班，合同工不上班就没工资啊。为了让她少受徒步走十多公里回家的皮肉之苦，我在供销社熟人门市赊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大巴山深处，山高坡陡，公路本就质量不高，加上刚修的毛公路还只是机耕道，塌方、水冲沟、废料堆码，到处坑坑洼洼，每次她坐在后座历经颠簸，有几次竟簸下了车，爬起来，感觉没事，又继续坐……尽管如此，我俩却嘻嘻哈哈，乐不可支。那时年轻，根本不懂什么流产之类的事，也或许是老天的恩赐吧，一直没发生过不测——直到后来，有人提及也许会出现的难以处理的后果，我们才感觉当时多么莽撞而又侥幸，以致于现在想来都心有余悸……

  当然，居家过日子，夫妻间也有为柴米油盐之类大事小情擦枪走火的时候：遭遇战、阻击战、冷战，随时间的推移、旁人的劝阻、自我的反省，战争总是以一方的妥协或相互退让而偃旗息鼓，烟消云散，终归握手言和。

  孩子即将降生，红姐先是感觉小腹隐隐作痛，然后一天、两天……越来越厉害，躺躺转转，坐卧不安。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落，浑身湿透了，她都没哼一声，反而像久经考验的巾帼英雄一样安慰我和父母“不咋地”（方言，意即问题不大）。我们真以为问题不严重，加上囊中羞涩，交通又不畅，根本没想求助什么县医院、保健院的事，熬了四天四夜，直到第五天早上天还未亮，眼看红姐实在有些撑不住了，我才赶紧奔乡医院接一个叫李英俊的妇产科医生。据说，我才出家门不一会儿，家人终于听到了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现在想来，都觉得后怕，自责，愧疚，不知儿子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是否暗含对我的责怪？究竟是老天垂怜可怜人呢，还是我的孩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呢？

  儿子哺乳期，红姐照常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成了难题：如果喂奶粉，可以让父母带，问题迎刃而解，可长期吃奶粉，那将是多大的一笔开支！请保姆吧，一个保姆月工资也得好几百，哪去找保姆费？再说，奶粉又得花多少钱！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思来想去，只好红姐自己带着上班。

  那时，我虽已调到乡中心校，但仍隔电厂十多公里。厂里规定不准带孩子进机房，所以她上班时，孩子只能托付给同厂的那些兄弟姐妹们轮流照看。平时大家你抱抱他哄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可遇上儿子饿了耍横撕心裂肺地哭，红姐又得托人临时顶班，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两百来步梯子，往往已是气喘吁吁。喘息片刻，慌慌忙忙奶完孩子，重新再回到机房，整个人像掏空了内脏的兔子空落落颤巍巍。

  儿子刚满一岁就嗝奶，放回老家我父母带。四岁以前，儿子多病，不是感冒就是疟疾，只要打个喷嚏，就会产生蝴蝶效应——我们立马赶回接孩子送医，就可能是肺炎了，以至于我们疑似患上了“喷嚏恐慌症”。当时乡村医疗条件极差，医生匮乏，我们乡医院聘请几个木讷的“赤脚医生”老头儿坐诊，他们神、药两改，巫、医并重，往往小感冒经他们一鼓捣，就做成了“大文章”——药费一大坨病却不见好转。我们只得往区、县医院转——连夜赶到四十公里外的区医院，天已大亮了……那时候，本乡人熟，医药费欠着，油盐酱醋赊着，总是下月工资负上个月甚至上上个月的欠账，唯有人情世故无法躲着，后门借钱前门送礼。

  一进中心校，我连续教五届小学毕业班（均为三至五个村小班合并而成），几乎年年都能拿到不同级别的“教育教学质量奖”，然后担任乡初中科任教师、班主任。乡“戴帽”初中两人教一个班，科目均分。后期，我还兼任学校出纳工作：物质采购，收入支出，后勤保障……平日里根本无暇照顾家庭。

  母亲是半边农，种了两三亩土地，父母都已是花甲之年，体弱多病，还要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于心不忍但又别无他法。红姐一下班得匆匆往老家跑，挖地，播种，薅草，施肥，收割，从河谷场镇为父母背日用品回半山上的老家，家里家外粗活重活几乎是她的，拼命地干，以此来弥补对父母的愧疚，也了却对孩子的一份牵挂。遇上我也同时放星期，她才稍微轻松一点；因营养不良，又陀螺一样地奔波劳碌，红姐瘦得皮包骨头。我深感愧疚和自责：我呀，简直是一个“虚拟”的丈夫和父亲！

  儿子四岁多点进幼儿班了，我带在身边，他身体日趋好转，一家人终于露出久违的笑脸。1997年4月，我被通知参加“县第三期小学校长培训班”两个月学习，随后被任命为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时年29岁，一年后任副校长，又七年多点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直至2016年10月。在长达二十年余的行政工作期间，真可谓一心扑在了事业上：从教导主任负责全学区教育教学工作（当时全乡29所学校，后撤并为19所），到副校长期间的全力协助校长工作，到主持工作十年的独当一面，实际做到了兢兢业业、殚精竭虑！

  自2000年始，恰逢我家乡的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拉开序幕，我不但本职工作没有减轻，还兼任“两基资料员”，负责分门类别摸底、分类、整理全乡一万多人的文化户口。2005年4月，我正式主持学校工作，成天提着个烂公文包，四处忙碌着。

  一个乡学校，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先后争取到各项资金累计达三千余万元，全乡各个学校几乎重新修建，各项“硬件”“软件”指标均达到或超过验收标准，其中的酸甜苦辣何须多说，不付出一番心血能办到吗！2008年2月，我县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我也受到县委、政府“两基先进个人”表彰，与时任县委书记同上光荣榜。我深知，这荣誉的背后，是全体教职工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全乡干群协同配合的结果！就我个人来说，感谢红姐为家庭作出的巨大牺牲！

  那些年，做饭洗衣、种菜园子、支人待客、送情赶礼、儿子上学、按揭房子、照顾父母……家庭内外的一切都是红姐在料理。父亲两次在县医院住院都长达半月之久，母亲在县医院住院二十多天，都是她在伺候；就连父亲去世，我还在教委开年终总结会……我欲哭无泪，她却无怨无悔！

  当年，每每听到当地群众评价“这几年，学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时，她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自豪和满足，其实，我真不忍对视她的目光。难道，你的万般负出和辛苦，对你而言有这句话就够了？真够了么？这就是你为男人“有出息”而无怨无悔的义举？我时常想，如果家庭里授勋，红姐该授予什么勋章啊？

  现在想来，一个碌碌无为没有事业心的男人不是好男人，而一个只重工作、事业，完全置家庭于不顾的男人也不是个好男人呵！

  也许，真应验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省事。儿子还算争气，为我们省去很多操心：顺利完成小学、初中、高中，考入山东财经大学，后应聘于“中国扶贫基金会”，被派往四川宝兴县灾区扶贫。

  2015年元月，我因患多年的痛风疼痛发作间歇时间越来越短，肝、脾部位时有疼痛，不断加剧，且右手肘出现酒杯大小的结晶瘤。开完2014年学校年终工作总结会，一直惧怕到医院检查的我，在家人、朋友的一再敦促下，才同意到重庆某大医院检查，切除肘部异物。

  哪知，一检查，情况异常严重：痛风大量吃激素药引起肝、肾衰竭！医生要求：立即住院！谁知入院后，每天输三瓶液再三瓶生理盐水，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双膝关节剜心般剧痛，浑身浮肿，体重仅三天就从128斤增长到158斤，眼难睁，嘴难张，动弹不得，进食困难又出现低血糖，以致后来靠输氧输血维持，生不如死！

  红姐一边以泪洗面，一边托人筹钱、排队候诊、寻医问药、精心伺候，无微不至。她方向感极弱，之前很少到过大城市，加上心急如焚，几次迷路，有次竟走进了地下车库，声控灯次第在黑不溜秋的车库亮起，让她惊慌失措，多亏好心人指路才找到出口。看着她那极力掩饰却仍能让人隐隐觉察的焦虑的神情、那日渐消瘦却又不得不强撑着匆匆奔忙的身影，我心里五味杂陈，泪水直往心里流。正在四川宝兴县靠山村驻村扶贫的儿子得知了消息，情急之下被迫从已工作两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辞职，火速赶到医院，红姐的焦虑和奔忙才有所缓解。

  住院整整十六天，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好不容易熬到腊月廿九了，主治医生难见踪影，我们只好遵照医嘱备足应急药品草草收拾零时出院，计划春节后继续入院治疗。

  儿子的二舅当时在江北区买了一套小户型房子，他们一家本打算在城口过年，一切早准备就绪，得知我的状况，腊月廿九被迫从城口赶回来过年。

  春节刚过，娘儿俩果断决定：转院！正月初三，他们把我空运到了上海“瑞金医院”，可是人满为患，住不了院，我们只好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第二天，走完所有检查流程，一个头发花白的耄耋老教授看完检查结果，询问了原来诊治情况，然后推了推眼镜，用惊讶而又极带鼓动的语气说：“小病医成了大病，应该回去找他们负责！院里床位排到了二月中旬，住不了！也不需住院！”通过他的进一步释疑，我才知道我竟然经历了一场医疗事故！看来，大医院也有打瞌睡开黄腔的时候啊！

  我可完全回维权，完全可以向他们讨个说法，让院方赔偿所有费用外加精神损失费！但转念一想，即使加倍赔偿，又能抵消先前的病痛折磨么？而且主治医生和蔼可亲、兢兢业业，我又怎能忍心让她受到处理？人，得心存感念。也明白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医术是可以逐步的提升的。何况，认定“医疗事故”也不那么简单。思忖再三，忍了，就当吃了一回天大的哑巴亏！只是如此折腾下来，花费二十六余万元，能报销的项目报销了1.4万元，欠下一债。为了不让亲人、友人担忧，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我都嘱咐家人，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晓。所幸老教授对症下药，我的病情逐步好转，一家人心里也渐渐云开雾散。

  九天后，我在红姐和儿子的搀扶下，告别二十多天的轮椅生活，终于趔趔趄趄走出了医院，见证我几近绝望而又起死回生的宾馆！

  回来后，我辞去校长职务，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一年后，后任校长被人举报，顺手就牵出了我——任期内，“八项规定”出台后的一年间（2014年），累计为中心校教师每人发了几千元津贴，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人生无常，短短一年多时间，我完成了从“功臣”到“病人“”再到“罪人”的巨大的人生角色转换。所幸的是，离任审计时，教委纪检、监察以及核算中心四人小组，对我任校长十年时间的账目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审计，结论是：个人没有一分贪腐，给教师发放津补贴是事实。

  久经病痛折磨的人，多脾气暴躁，加上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心理必然有落差，转换须要过程。再说，一个人顺风顺水时，你的缺点也是优点；当你身处逆境时，你的优点也变成了缺点，污点。在位时，求你办事的人有之，巴结讨好你的人有之。而一旦你退下来，且是违纪之身，大有门前冷落马蹄稀的凄凉——领导们原来一天几个电话，不是布置工作，就是私人请托，现在全都销声匿迹了；同事们尽管绝大多数都持肯定、褒扬的评价，对你的离去感到留念、遗憾、惋惜，还是有极少数人上蹿下跳幸灾乐祸丑态百出：尤其是那些你在工作中得罪过的人，那些曾经的欲望没有正真获得满足的人，那些当惯了墙头草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是你亲手培养起来的人，纷纷直接或间接跳出来，怼你，咬你，攻击你，报复你，羞辱你，甚至构陷你，你仿佛从高光时刻瞬间跌入无底深渊，万劫不复……我性格陡然变得乖戾：多疑小气，易急易怒，无所事事，失落感伤，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反常，却又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期间，组织上把我调到较原来离县城近了一半现在的学校，学校为我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工作。退休后的红姐，更像是我的私人秘书，该打针了，该吃药了，该添加衣物了，该去重庆复查了，无时不刻提醒着我，家务活几乎不要我伸手，我成了家里一只沉疴在身的大熊猫。每当我莫名烦躁时，一向要强的红姐不得不学会妥协、隐忍、包容，且不失时机地安慰我：“一切看淡，看开，保重身体最要紧！”每当听到这句话，我虽表面上装作排斥，但心里既感激又暗暗佩服她：一个认识时虽算不上貌美如花却称得上小家碧玉的女子，一个身材说不上娉娉婷婷却称得上标致匀称的姑娘，甘愿为一个三号男人、一个坎坎坷坷的家庭付出自己全部的爱，从长辫黝黑到银发飘飘，从宛如江南水乡般温润秀美的脸庞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般苍凉的老脸，忍气吞声，负重前行，这是一腔多么朴素却又崇高的情怀！今生今世叫我如何报答你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唯有养好身体，后半生尽可能多陪你一天，才是对你最好的感恩！

  身处逆境，与其消沉，不如自我救赎。如何自我救赎？首先，调整好心态，重新认识自己。其次是加强学习。三是我重拾搁笔多年的爱好——写作。

  笑对生活，笑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还记得郑智化一首歌里的句子：“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时候毁灭……”是的，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只要证明“这世界，我曾经来过”就够了。

  《圣经》说：“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在我最低谷时期，我们搬到了县城。因我生病被迫从“中国扶贫基金会”辞职的儿子，经公选拔，成了一名光荣的税务人。整整半年，我终于从泥淖中走了出来。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经历了一些坎坎坷坷，才逐渐看清了社会这片大森林里各种鸟儿的嘴脸：真诚的、善良的、虚伪的、丑恶的……才倏然明白：权力、地位、金钱，统统都是过眼云烟！开开心心每一天、幸幸福福每一年、健健康康一辈子，才是王道！

  久久凝望着眼前黄灿灿的野菊花，我信马由缰、感慨万千，红姐不知何时早已离开天楼，忙家务去了。

  又过了好几天，一个黄底白纹的野菊花枕摆上了我的床头，轻轻抚摸着它，我百感交集。那夜，枕着野菊花枕，我渐渐进入梦乡：在长满荆棘和荒草的山坡上，这里一束，那里一蓬，零星地点缀着野菊花，它们有的聚集在一起低垂着头，像是窃窃私语，又像深吻眷恋着的大地，有的从杂乱的草丛间努力挣出身体，露出黄黄的小脑袋，微风一吹，轻盈地舞蹈……一位中年妇女，手提袋子，穿行在荒草丛中，时而佝偻着身子采摘野菊，时而又在与胡搅蛮缠的藤荆们较量，时而又呼啦一下滑出几米远。她艰难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草屑，揉揉臀部的痛处，吮吮指头上的血珠，又继续采摘，一朵，两朵，一袋子……晒干后，灌入枕套，眯缝着眼，一针针缝合，缝进亲情、爱情、人间真情……